GDP倒数的甘肃，竟然是芯片大省？

甘肃、宁夏、陕西⋯⋯

论及西部地区的产业经济发展，您或许不会首先想到高科技，尤其是芯片这样的产业，但事实正越来越超出大多数人的想象。

如果对中国大陆各省市芯片产量（经封装、测试后的成品）进行排名，结果会怎样？

相信大多数人都认为，排在前面的肯定是东部沿海地区。事实也基本如此，但有些例外，却超乎绝大多数人的想象。

比如，甘肃就令人惊叹。

2020年之前，甘肃就凭借在芯片封装测试领域的优势，成为了全国芯片产业的重要一极，其成品芯片产量规模持续领先。

近两年，在甘肃省有关部门，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中，甘肃芯片产量也一直遥遥领先。2021年，甘肃集成电路产量643亿块，在大陆省市中排名第二。

直到2021年，甘肃省GDP才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位列全国第29名。人均GDP更是排名全国倒数第一。

就是这样一个GDP排名靠后的西部省份，却在我们最卡脖子的集成电路领域，做到了中国大陆产量第二，这不得不说是个奇迹。

这个奇迹，始于1969年。

1969年，美国人第一次登上月球。支撑人类登月背后的力量之一，是集成电路。

在那个半导体和集成电路刚起步的年代，中美两国的技术差距并不太大。为了加速发展集成电路，中央部委和全国各地还掀起了一轮建厂大赛。

比如，第四机械工业部（简称四机部）就建了不少集成电路专业化工厂。

当时，恰逢中国大规模的三线建设，许多工厂从沿海迁往了内地。而甘肃被四机部选中。

美国成功登月那一年，四机部在甘肃秦安成立了永红器材厂（749厂）和天光集成电路厂（871厂）。

这些集成电路厂，其实也生产各种型号的电子元器件、电路板等，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等中国航天事业做配套。

自成立后的20多年里，749厂和871厂一直过着波澜不惊的日子。

直到改革开放后，甘肃两大集成电路企业被推向市场，在激烈的竞争中，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到1994年，永红厂累计亏损上千万元，连续3个月发不出工资。所有人都在问：厂子的出路在哪里？

这不仅是永红厂的困惑，也是上个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时，很多企业的困惑。

彼时，大量国企濒临破产，下岗潮此起彼伏，但也有不少企业趟过尸山血海，活了下来并不断壮大，它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有一个强势的掌舵人。

比如，格力的朱江洪，潍柴的谭旭光，等等。

永红厂也有这样一位强势的掌舵人。1994年底，48岁的肖胜利被任命为永红厂厂长。这次任命改变了永红厂。

肖胜利上任伊始，便深入一线，了解生产现状，最终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将当时仅有的资金集中起来，投入发展集成电路封装生产线。

在那个大多数人不知道芯片为何物的年代，肖胜利的这个决定堪称一次豪赌。

但他对此义无反顾。在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上，他用一篇《卧薪尝胆，背水一战，重振“永红”》的报告，吹响了战斗的号角。

为了扫清前进路上的障碍，肖胜利宣布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等八项措施，并首先拿家里人开刀：让妻子办理内退，让儿子自谋出路……

与此同时，他还不断奔波在路上，一边争取省市相关部门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一边学习引进先进的集成电路生产线。

在此期间，永红厂从秦安搬迁到了天水，并经过改制重组，更名为华天科技，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上市成了华天的业绩加速器。从2007年开始，华天从一家地方企业，迅速跃升为中国大陆第三、世界第七的芯片封装测试巨头。

当年，四机部在贫瘠的甘肃，撒下的这粒种子，如今已变成一颗参天大树。

2021年，华天科技实现营收120亿元，是甘肃成为芯片大省的头号功臣。120亿的营收看似不多，但对天水这座西部小城来讲，却相当于其GDP的1/6。

76岁的肖胜利，如今仍然奋战在一线，他的梦想是，将华天打造成中国芯片封装行业的第一品牌。

除了华天科技，在甘肃还有很多半导体企业。

比如，与华天科技有同样背景、拥有40多年历史的天光集成电路厂，具备年产12亿只半导体分立器件的生产能力。

它们一起撑起了甘肃半导体的一片天。

尽管甘肃芯片产量排名第二，主要靠的是封装、测试，大部分还是中低端芯片，产业链也亟待完善。

但对于过去缺乏高科技产业的西部来讲，甘肃芯片产业的崛起，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尤其是，在摩尔定律逼近极限的今天，芯片封装越来越重要。包括苹果、华为、英特尔在内，都在积极尝试芯片堆叠这种新的封装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讲，芯片封装为甘肃未来在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中国西部，华天科技并非唯一的集成电路大厂。

距离天水350公里外的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坐落着一个现代化的芯片工厂——西安三星半导体工厂，主要生产存储芯片。

▲来源：三星半导体

三星是全球最大的存储芯片制造商，而西安生产的闪存芯片占到世界产能的15%以上，是全球最大的闪存芯片制造基地。

有意思的是，当年为了争夺三星半导体项目，重庆和西安曾有过激烈的竞争。

拥有长江航道的重庆，曾是三星的首选。据媒体报道，当时三星给重庆投资的打分是95.5分，而西安仅为75分，相差悬殊。

但随后重庆官场的一次地震，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三星的判断。而西安对于该项目的渴望更让三星动容。

2012年2月8日，寒风中的西安，冻雨刺骨。

当三星电子社长金钟重走进省委机关大院时，迎头碰上了冒雨前来迎接他的时任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

这一幕，让三星电子高层感受到了陕西的诚意。

一切顺理成章，签约、奠基、建厂……西安半导体厂，成为彼时三星电子在海外投资规模最大的项目。

西安，因此一跃成为中国大陆半导体版图上的一颗明珠。截至目前，三星在西安的投资已达150亿美元。

自从三星手机在中国市场败北后，很多人觉得三星在中国已经日薄西山，但在中国大陆半导体产业中，三星依旧是一股强大力量。

如果说，西部在芯片生产、封装测试上只是中国大陆的一股重要力量，那么在单晶硅上，西部地区则具备了世界级的统治力。

过去十年，以隆基为首的众多企业，将宁夏银川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单晶硅制造基地。

这些单晶硅，既有用于太阳能电池的光伏级硅片，也有半导体级硅片，比如2018年在银川，就开工了全国最大的集成电路大硅片项目之一。

中国半导体产业，长期受制于人，硅片等材料更是长期依赖日本进口。宁夏大硅片项目填补了国内大硅片生产空白。

西部地区虽然交通不便，但这里便宜的电力、土地等资源，正吸引越来越多企业入驻。

2006年，当光伏产业决战东部沿海地区时，李振国领衔的隆基另辟蹊径，在偏远的宁夏戈壁滩上打下第一根桩，生产单晶硅。

长期以来，西部地区以偏远、贫穷著称，跟高科技似乎沾不上一点边。

但如今，随着华天科技、三星半导体、隆基等企业的发展，从甘肃、陕西到宁夏……一个从芯片最上游硅材到芯片最下游封装测试的高科技产业集群正在形成。

目光从西北转向西南，“芯”潮依然澎湃。

在四川成都，随着芯片国际巨头英特尔在这里建成全球最大的芯片封装测试中心，一个产业链日趋完备的芯片产业集群也正在崛起。

英特尔的成都工厂，是英特尔全球最大的芯片封装测试中心，也是它全球三大晶圆与处理厂之一。从这里运走的芯片，配置在全球一半以上的笔记本电脑上。海关数据显示，2019年英特尔产品（成都）有限公司进出口额为297.99亿美元，在中国对外贸易500强中排名第四。

落户成都的，不只是英特尔一家。

在晶圆制造领域，德州仪器成都工厂是德州仪器全球唯一的集晶圆制造、加工、封装测试于一体的世界级生产制造基地。

在IC设计领域，成都已培育了海光、振芯、雷电微力、华微、英诺达等，引进了卓胜微、华大等23家营收过亿元企业，2021年总营收突破100亿元。

在装备材料领域，成都则聚集了长川科技、莱普科技、华兴源创、华峰测控、爱发科、ASM等企业。

数据显示，2021年，成都高新区160余家集成电路企业实现产值1332.7亿元，同比增长11.5%，产业规模位列全国第一方阵，居中西部第一位。

在不远的重庆，同样集结了多家国际半导体大厂，包括SK海力士、平伟实业、嘉凌新等封测厂；恩智浦、紫光展锐、中星微电子、伟特森、中科芯亿达、雅特力科技、重庆西南、芯思迈、弗瑞科技、物奇科技等IC设计厂；以及华润微电子、中科渝芯、AOS万国半导体、紫光DRAM存储芯片、信芯量子等厂商。

2020年10月29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电子信息产业战略合作签约暨深化合作峰会在四川宜宾举行。川渝两地将本着“统筹谋划、共同促进、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发挥各自政策、产业、资源等优势，共同培育电子信息世界级产业集群。

上世纪9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通过观察现实，提出了产业集群理论。其含义是：

在某个特定区域，聚集了一大批相关企业，通过专业化生产，降低成本，形成规模效应、外部效应和竞争力。

比如，美国380个产业集群贡献了全美60%的产值。

在中国，也有类似的产业集群，但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

尽管产业集群能够极大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但过度的产业集群却并非益事，有时甚至会危及产业链的安全与稳定。

比如，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就重创了全球半导体产业，因为日本垄断了许多半导体材料。

最近一年来的全球大缺芯，源头之一，也是美国德州遭遇极端暴风雪天气。

如果说，这些还只是国外的案例，那么，2022年上半年上海疫情对全国汽车、半导体产业的影响，可谓切肤之痛。

解决的办法之一，是疏解产业链，不要把鸡蛋全部放在一个篮子里。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迫于国际形势，展开了一次大规模工业迁移的三线建设。

尽管很多项目，后来在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进程中，陷入了亏损和破产，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今天，随着华天科技、三星半导体、隆基，以及越来越多的行业巨头在西部新建产能，这里正变成一片热土，不断酝酿着甘肃跃居大陆芯片产量第二这样的奇迹。

对于那些因为土地和人力成本飙升，正打算将产能迁移到东南亚、印度的企业来讲，中国广袤的西部地区，无疑为它们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在这个过程中，西部不但获得了产能，还将在类似芯片这样的高科技行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备胎”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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